今年以来自福建省口岸入境台胞达23万人次 同比增2.6倍

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设五经博士，发展到东汉时一个字要注解上千字，甚至上万字，结果儒学变得支离破碎。

所谓存有，不是指作为一切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最高的、超越的普遍性概念，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根源。与此等均不同，此存有相当于中国哲学之道家哲学的道。

第三个方面的追寻促进了人文学科的产生。熊十力说：本体论，一名形而上学，即穷究宇宙实体之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1981年，商务印书馆。哲学作为对于具体知识进行反思的学问，它所揭示的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道，而不是关于经验世界与心灵世界之技的层面的具体知识。有名是指经由命名即对象化活动使对象成为决定了的定象，此为有名万物之母（参见《道德经·一章》）。

所以，一切物都是没有自体的。2011年：《哲学概念三解》，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但是自19世纪以来，中国突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维持了两千年以上的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动摇。

[11] 余英时说：《西铭》将君臣关系血缘化、宗法化，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174页。颇有意味的是，在其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做出回应的同时，他不仅提出儒家的当前新使命——开出新外王，而且更是相信补足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在思想与现实的分裂之间至少可以在思想中实现协调。从拿破仑、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到马克思、恩格斯都预感到中国这条不详的恶龙和睡狮将会从历史的迷雾中醒来并将徘徊于世界上空。尤其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当下中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展开的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而今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更是以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为号召并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坚信建党100周年时实现）[5]，而充满着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因此思想的激进化也没有止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从一个世界尾数的经济体迅速崛起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走出了人们断言的崩溃困境，维持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辨。[55]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132页。[34]如所周知也颇有人把中国梦阐释为宪政梦，但面对当下国内外的特殊情势，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可谓务实，而这种务实实质上就是面临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形形色色问题的严峻态势所采取的平衡术，跟宪法有关跟宪政其实谈不上多少关系。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9]的我们所谓的‘世界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等论断，都是相当精彩的。二、以儒家（包括法家、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社会化理想主义，即牺牲整个社会的意志以满足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为所欲为，全体国民的利益必须为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幸福所左右……这两种理想主义的共同特点，即共同的思维方式，都是‘奉天下而为一人。实际上，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一开始就以醒目地否定中国现代性成就为高姿态的，尽管他同时也高调宣称知识创造的首要性（以政治的知识论理解代替科学的知识论理解），并以也许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世界观为旨归。（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 [1] 这一点，吴励生所著《思想中国》（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的全新的历史情势亟需全新的思想范式以重新定义中国题旨以及所涉及研究对象，便与此紧密相关，有兴趣者可参阅。

无论德化、道化或物化，虽有偏有全，有正有邪，然皆有极深远之意义。但即便牟宗三，如前所述也在对黑格尔的反拨之中，过于刻意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理想。

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没有落入经济周期理论断言的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周期性地经历繁荣、滞胀、萧条、危机、复苏的发展循环。[21]因此他在后书中对前书的相关概念做了进一步发挥，所谓理性的运用表现应当转向架构表现，所谓理性的内容表现需要补充外延之不足等等，也可见其对中国社会亟需理性化的觉悟程度之深。

如果不是如此，即便当下，温家宝总理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众多呼吁和无奈，也就不至于成为空谷足音。而这，恰可能是荣剑出于过度的中国叙事和历史编纂学的自觉，也即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宏大叙事的迫切性，过多关注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叙事从而忽略了不管是哪种历史目标，中国人的个体生命的尊严和精神独立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无法落实的尴尬一如余英时所曾深刻指出：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的思维最后总是要落实到某种社会、政治、文化的体系上面——这是思想的‘平地。比如：中国人之智慧常能握其必须者，而不能尽其充足者。庄老之自然哲学，其反宗教之思辨最为彻底。王康的落脚点显然在于：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被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比如牟宗三就重新论证了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不同治道理想，并以为：中国以往对于治道之讲论，已达极端微妙之境界。[45] 见荣剑：《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最大。那时霍布斯写了《利维坦》，洛克写了《政府论》上下篇，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一直影响到今天——并进一步大胆提出：对这个话语的讨论有两个不同看法：第一是把中国思想家对政治哲学的创建、创见和思考排除在外，世界政治哲学史只能算是西方政治哲学史，或许他们也是这么叫的。

[32]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127页。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

其表现在客观文制方面便是由亲亲尊尊而来的五伦。在力求进入中国问题场域以及特殊语境的同时，尤其注重中国问题和历史时间（包括历史编纂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内在紧张与缓解）该当如何开始和真正开始（以及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也即如何以中国为根据并以此为出发点的形而上学重建之中，知识的创造与发展还应被有效检测和检验等等。他不同于汪晖对浜下武志的朝贡体系研究给予的基本肯定，而是提出了质疑：因为进入19世纪之后，内藤湖南所看到的广泛存在于宋代的那些现代化基因，并没有顺利地发育成中国制度的要素，而浜下武志所描述的朝贡贸易体系也不足以抵抗欧洲的条约体系以避免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吴稼祥的《公天下》的重新论证恰好是对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的有效反拨，而钱穆先生所说达致秦人之统一的思想潮流，如孔子之孝弟论、忠恕论，墨子之兼爱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庄周之齐物论，许行、陈仲之并耕论、不恃人食论，孟子之性善论，荀子之礼论等等，似乎都有重新论证的必要。

[20]（所谓破往日儒者皇位继承之难、朝代更替之难、宰相之难之三难）《政道与治道》与《历史哲学》二书可以互补，或者可以认为前者是对后者在理论上的一些扩展，如：中国文化心灵是具备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的，而于解决问题之科学精神（即逻辑、数学、科学方面之知解精神）与政治精神（即国家政治、法律方面之客观精神），则不甚具备也。），现实的状况常常则是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揭示的那样，除了皇权还有官僚集团、理学家集团的重重话语纠结，然后才是宰相以及太上皇、近幸、外戚等等多重权力纠缠。

我们肯定不能重蹈五四以后另类现代性叙事的覆辙，一直纠缠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或者讨论，也即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其实无关紧要，一如福山所说：根据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观念，‘封建主义往往指欧洲中世纪庄园上领主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试举邓正来在欧盟与亚洲：地区间主义和亚欧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中的一段话为例：全球化正在引发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主要是针对和超越现代性的世界，但它绝不是后现代的世界，因为后现代的世界至多是现代的一个娱乐化的翻版，一个反讽的部分而已。

[56]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28页。[36] 蒋庆：《历史终结背景下中国政治的重建》，载蒋庆著《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24页。比如说从康德到罗尔斯理路、从黑格尔到查尔斯·泰勒理路、从休谟到哈耶克理路乃至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路等等，均对世界秩序本身以及世界变迁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又比如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理论以及道统、道学与道体等理路，对中国社会秩序本身以及社会变迁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古希腊城邦制度是一个民族多个（小型）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的一个民族一个（中型）国家，近代俄罗斯、美国和古代中国的多民族一个（超大型）国家，在联邦党人之前没人能解决好规模与活力的问题，比如希腊化时期的马其顿征服所走的帝国治理模式，走向崩溃与混乱就是势所必然。极端的政治状况，要不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揭示的，体制到了极限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失败者：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欧盟的欧洲理念正在逐渐形成，它至少在部分上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大区域的共同体，它承继了古希腊德性公共性的精神传统，秉承了康德关于政治联盟的世界和平理论。如此一来，我们又不得不回到牟宗三开启的老问题上来，或者如何破解而不是美化宗法社会与贵族政治的老问题，并且如所周知这个老问题其实在战国以后即已崩解。

‘教会和‘国家间的对峙消失了。一如高全喜先生所正确指出：今日的西方世界，已经逐渐一体化了，无论是美国或欧盟，甚至它们的叠合为一，已经是一个远比中国更大的‘超大规模共同体，那么，中国这个还没有走出历史的反噬之蛇的超大规模国家，究竟如何与另外的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乃至与世界，与世界历史，打交道呢？这里头的多中心治理，以及双主体法权，将会演变为何种制度形态？这些就不仅仅涉及法权关系，而且涉及文明关系。

二 中国叙事的历史编纂学和中国视角的历史哲学的内在紧张与倒转 事实上，当下之所以出现不少（除了赵汀阳，还有孙歌、汪晖、盛洪、王铭铭等）重述天下体系理论或者中国历史叙事的尝试，实则与中国当下的发展有关，也跟当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紧密相关。唯公乃可尊，何者能公？曰理曰道，曰政治形式，曰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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